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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叠加大变革，这场国际传播研讨会信息量极大！******
中新网北京10月1日电 当前，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同时，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快速发展，媒介生态不断变革，国际舆论环境日趋复杂。当大变局叠加大变革，如何认清新时代的国际传播格局，如何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新社建社70周年贺信精神，9月30日，由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的“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商业平台、海外华文媒体的相关负责人与权威专家学者一道，把脉新时期国际传播的“道”与“术”。
以下为部分嘉宾观点摘录：
图为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
要认清当前网络国际传播的短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表示，当前，网络已经成为国际传播主战场和主渠道，但要看到，在全球事务中，怎么充分发挥和表达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们在内容生产上还有短板；此外，在讲述中国故事和全球故事时，我们缺乏自主可控的平台。他提醒，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这两个问题亟需重视。
图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
应重视越来越多学习中文的外国精英人群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认为，在关注国际重大议题时应认识到，国际舆论已经不是西方舆论，除了关注世界格局变化之外，我们应该关注如上合组织成员国等国家，关注这些国家民众关心的事。他还提醒，国际传播应瞄准海外越来越多懂中文的外国精英人群。
图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
国际传播话语方式应该“变中求破”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认为，如今，国际传播态势发生的变化之一是，懂中文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对中国媒体内容感兴趣的外国人也在增加。同时，海外华人群体对中文媒体表述方式也出现了新诉求，要“变中求破”，创新国际传播的话语方式，“中话西说”既要注意适配已经适应外语表达方式的海外华人需求，还应该研究如何向越来越多懂中文的外国人做传播。
图为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
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4个i”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表示，在人类面临更多不确定和挑战的今天，如何通过东西方文明的真诚对话，实现互鉴互学、和而不同，是当下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议题。“中国好故事”既包括“大时代”的“大故事”，也包括“小人物”的“小故事”。她将讲好中国故事概括为“4个i”：Initiative Narrative of China：原创价值的中国叙事；Innovative Story-Driven Database：故事导向的数据创新；International Public-Service Platform：面向国际的公共服务；Intellectual-Property Development Strategy：聚力IP的发展策略。
图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
国际传播应“入眼”“入心”“可持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表示，要用互联网思维顺应新的传播环境和新的传播关系，通过媒体融合开展国际传播，做到“入眼”“入心”“可持续”。他表示，普通公众可以通过国际社交媒体，以个体身份进入社会信息的交互传播，其所在国家的政府和传统主流媒体对于个体的影响，已经远远不如过去那样巨大。国际传播活动要把传播的对象锁定为普通公众，而不是更多地像传统做法那样通过宏大叙事传递声音。
图为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分享案例。中新网 李太源 摄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
突出侨海特色，用“新”讲好中国故事
结合中新网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的实践，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表示，中新网重视发掘“吾国吾民”的新视角，突出侨海特色，让“中国通”答“中国题”。同时，注重共情共鸣的新表达，聚焦宏大叙事的个体诉说，在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寻找、挖掘、展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发展理念，中国的社会变迁、发展成就。此外，重视出圈出海的新渠道，探索以网为媒、以人为桥的国际传播新范式，发挥人脉建设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图为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
国际传播应追求快、准、融、外、通
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表示，国际传播应追求快、准、融、外、通，他认为，要快速准确地抢占话语阐释权，并力求把表达方式进行融合呈现。同时，要从受众出发，考虑到他们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文化习惯，还要让外国人讲，积极联系外国政要、智库专家、大V、网红以及Z世代年轻群体，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让有影响力的人影响更多普通人。此外，做国际传播，还必须寻找共同的关注点和关联处。
图为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
互动式话题设置能为正能量内容传播发酵赋能
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社交媒体，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说，微博有5.82亿月活用户，遍及海内外。微博具有独特的广场式社交特点，媒体在微博发起的强互动话题内容，能有效地带动用户参与话题的讨论，也为推动正能量内容在社交平台上的传播、发酵赋能。
图为快手泛知识业务&课堂业务副总裁周晓晗。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快手泛知识业务&课堂业务副总裁周晓晗：
用短视频进行更贴近用户视角的新闻解读
快手泛知识业务&课堂业务副总裁周晓晗表示，作为新的媒介技术和信息窗口，短视频能够降低用户获取信息的门槛，帮助用户更快速地了解资讯内容，应利用短视频快速、简单、易懂的特点，采取多种传播手段并邀请专家进行更贴近用户视角的新闻解读，让政策能够更好地向下传播。
图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总编辑黄晓敏线上发言。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总编辑黄晓敏：
既要见大见小，又要见人见事，更要见魂
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总编辑黄晓敏表示，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将加强策划，用心做好精品，既要见大见小，又要见人见事，更要见魂。在移动化、视频化方面发力内容生产，突出话题特色，着重报道十年来香港在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凸显“一国两制”事业的行稳致远。
图为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
在国际舞台讲中国故事，不能自说自话
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认为，在国际舞台上讲述中国故事时不能自说自话，民间传媒的角度不能太官方。他还表示，礼让谦和、避免冲突是我们的伦理基础，但是舆论恶意攻击的破坏力丝毫不亚于一场战争，所以面对恶意攻击，要主动出击、说明真相、正本清源，这不仅会赢得国家尊严，同时也会为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赢得空间。
图为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曼谷杂志社社长郭蕊线上发言。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曼谷杂志社社长郭蕊：
华媒在海外发声特别要讲求公信力
对于新时期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曼谷杂志社社长郭蕊认为，公信力十分重要。她表示，海外华媒要有影响力，就要秉持正确、客观、中立、权威，不能博眼球，更不能以讹传讹，尤其不能拉踩任何一国。例如，不能为了博取某些外国人的关注，就故意贬低中国、抹黑中国，也不能为了网络舆论造势，故意贬低所在国。
图为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主任马林。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主任马林：
让海外华侨华人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一环
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主任马林认为，海外华侨华人在国际传播力建设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他表示，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信息的接受度高、敏感度强，让他们了解真实客观的中国，在提升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他们也能获得面对涉华谎言、谣言时反驳的逻辑和实力，应让海外华侨华人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一环。
图为美国鹰龙传媒、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董事长苏彦韬线上发言。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美国鹰龙传媒、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董事长苏彦韬：
中华文化是民相亲、心相通的最好桥梁
美国鹰龙传媒、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董事长苏彦韬表示，中华文化是民相亲、心相通最好的桥梁，海外华文媒体不仅是华侨华人故事的记录者，更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传承的坚实基础。他介绍，近年来，鹰龙在推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图为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经理、葡新报社长马丽梅。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经理、葡新报社长马丽梅：
华媒发声，要善于进行有亲和力的国际传播
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经理、葡新报社长马丽梅说，海外华侨华人现在已经无缝对接国内的新闻渠道，如今，海外华媒的工作重点已经不仅仅是影响华侨华人对中国的看法，华媒的传播优势和着力方向在于对接所在国的媒体，影响所在国的群体，能够在所在国发声。
图为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线上发言。中新网 李太源 摄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
讲好中国故事，先要理解国情和历史
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表示，当前世界进入剧烈的动荡变革期，国际舆论斗争非常复杂，越是困难越需要沟通对话，越需要国际舆论引导，越需要媒体人的责任和担当。她表示，要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华民族的历史。
图为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
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华裔青少年的教育
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表示，国际传播要充分考虑跨文化因素影响，传播者在内容编辑与编排上要与国际接轨，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在传播方式上，要注重从“自己讲”转向“一起讲”，从“讲历史”转向“讲现代”和“讲未来”。此外，应该重视华裔青少年群体，让他们学好中国文化，成为未来中国故事的传播者。
图为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暨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雯线上发言。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暨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雯：
中华文化类节目让澳门观众感受到祖国一家亲
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暨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雯表示，澳广视积极将内地的新闻资讯、文化信息传播给澳门市民，并积极将澳门和内地的声音、形象传播出去，以理晓悟，建构文化桥梁。她称，富有中华文化感召力的优秀节目在澳门很受欢迎，澳门观众感受到了祖国一家亲的归属感，也让在澳门的国际人士看到了中国形象的亲和力。(完)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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